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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轨产业链:需求集结前夜,卫星制造蓄势待发
思瀚产业研究院    2026-01-21

(一)卫星发射:新逻辑引领新赛道,元年已至

可复用火箭提升发射次数,低轨卫星推动大规模发射。随着“星链”卫星星座的建设,全球每年发射次数与航天器数量大幅增长。根据 BryceTech 2025 年发布的《2024 年全球太空活动年度报告》,从发射次数看,SpaceX 公司 2024 年发射就达 134 次,较 2023 年同期提高 36 余次。中国2024 年发射次数达 68 次,居全球第二。从发射航天器数量看,截止 2024 年,SpaceX 利用“猎鹰9 号”火箭完成 88 次星链发射任务,共计部署星链卫星超 1900 颗。面对有限的轨道和频谱资源,提升我国航天发射能力、研发大运力可复用火箭、建立商业航天发射体系迫在眉睫。

产业链处于国家航天向商业航天的转变阶段。商业火箭产业链主要包括工程研制、火箭制造和试验发射三部分。

⚫ 火箭研制方面,航天科技集团和航天科工集团是我国火箭研制和发射服务的主要承担者。此外,蓝箭航天、零壹空间等中国的民营火箭初创公司在近几年大量涌现,但目前仍处于成长初期。2025 年 12 月 3 日,由蓝箭航天研制的朱雀三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二级进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垂直回收回收试验失败。本次任务虽未实现预定火箭一级回收目标,但检验了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测试、发射和飞行全过程方案的正确性、合理性,各系统接口的匹配性,获取了火箭真实飞行状态下的关键工程数据,为后续发射服务、子级可靠回收可重复使用奠定了重要基础。

⚫ 商业火箭供应链上中游为火箭研制定型后的生产制造,主要包括元器件制造和分系统集成,目前主要为航天科技集团的原有配套企业参与,零部件及集成化产品产能正加速构建中。

⚫ 产业链下游主要为火箭的总装与测试,包括火箭总体设计及总装、仿真测试和试验等,主要为航天科技和航天科工集团所属科研院所及商业火箭企业参与。

⚫ 火箭发射相关服务包括燃料供应、地面服务、发射场提供等。参与企业多为实力突出的“国家队”,竞争力较强,能够实现整星出口和发射任务,由少数企业所垄断。在我国,目前主流的卫星研制以及发射都集中在航天科工、航天科技等央企集团,以五院和火箭研究院为主,已拥有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和运载火箭制造能力,且能够进行商业化应用。

⚫ 火箭发射场:我国当前核心航天发射场包括 4 个传统陆基发射场(酒泉、太原、西昌、文昌),1 个商业陆基发射场(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以及 1 个海上发射母港(山东海阳东方航天港)。其中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是我国首个纯商业化发射场,1 号和 2 号工位分别于 2025 年 3 月 12日和 2024 年 11 月 30 日完成首发,发射场一期能力建设全面完成。二期项目于 2025 年 1 月正式开工,主要建设 3 号、4 号发射工位,加注库区、火箭厂房、卫星厂房、测控站等。其中3 号工位计划 2026 建成投用,与同期建设的 4 号工位及一期工位协同,使整个发射场的年发射能力突破 60 次,极大提升中国商业航天的快速响应与高密度发射能力。

中国商火是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研制和国内商业发射服务的运营主体。中国商业火箭公司于2024 年 9 月 26 日在上海正式成立,是航天科技集团为全面进军商业航天、加速市场化转型而设立的核心平台,旨在全面提升商业发射服务能力。火箭公司由集团绝对控股,直接持股比例 51%,其余股权由集团下属相关院所和地方国资协同持有。其中,上海国盛集团与上海联和投资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上海市国资委,合计持股 10%。

⚫ 2025 年 12 月 2 日,中国商火首个自建商业研试发射工位通过竣工验收,在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正式落成,标志着“箭场一体化”战略落地取得了关键突破。

⚫ 2025 年 12 月 23 日,由中国商火研制的长征十二号甲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实施首飞。火箭二级入轨,一子级未能完成回收着陆。本次任务虽未实现预定的火箭一级回收目标,但是获取了火箭真实飞行状态下的关键工程数据,为后续发射、子级可靠回收奠定了重要基础。

当前,我国商业火箭供应链正处于“从 1 到 10”的关键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基础供应链框架已初步搭建,核心环节具备一定供给能力,但整体成熟度与规模化水平仍显不足,尚未形成支撑商业航天快速迭代的高效产业体系。

商业火箭的供应链体系大多依赖国有航天体系的剩余产能与技术溢出,核心配套环节的专业化供给能力薄弱。这种依赖带来多重局限:一方面,国有航天产能调度优先服务于国家任务,对商业订单的响应灵活性不足,难以满足商业火箭小批量、多批次的发射需求;另一方面,基于传统航天标准的配套体系成本居高不下,与商业航天对低成本、高性价比的核心诉求存在冲突,制约了商业火箭的市场竞争力提升。

在此背景下,构建市场化的产业生态成为突破发展瓶颈的核心诉求。展望未来,随着低轨卫星星座组网需求的放量、商业发射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政策层面对商业航天产业链的定向扶持,商业火箭供应链将迎来加速启动期。预计在需求牵引与技术迭代的双重驱动下,专业化配套企业将快速成长,供应链协同效率显著提升。

商业火箭主机厂商尚无上市公司,供应链处于建设阶段,建议关注结构件供应商,包括发动机推力室及锻件供应商斯瑞新材(688102.SH),3D 打印结构件供应商铂力特(688333.SH),整流罩供应商航天环宇(688523.SH),壳段、整流罩、发动机阀门供应商超捷股份(301005.SZ)等。

(二)卫星制造:我国已经形成完整卫星制造产业链

1.我国已经形成完整卫星制造产业链

产业链分为上游基础材料及零部件、中游卫星制造、下游卫星运营与应用。目前我国产业格局形成国家队主导,民营企业奋起发力的趋势。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卫星产业链,主要由基础材料及零部件、集成与检测、卫星制造、卫星运营与地面设备、卫星应用与服务五个环节组成。当前我国卫星互联网主要集中在空间段以及地面段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关设备制造市场空间巨大。中游卫星制造、卫星发射等环节亟待发力。

2.下游应用

低轨卫星下游应用包括配套的卫星运营与地面设备以及卫星应用与服务两大部分。卫星运营涵盖星座管控、在轨维护、数据分发等核心环节,涉及星上载荷调度、轨道姿态控制、故障诊断修复等技术支撑,需建立高效的运营管理系统以保障星座持续稳定运行。

地面设备则包括用户终端(如卫星手机、物联网终端、相控阵天线)、地面关口站、运控中心设备等,其中用户终端的小型化、低成本化是推动大众应用的关键,而地面关口站作为天地通信的枢纽,承担着信号中继与数据处理的重要功能。卫星应用与服务场景呈现多维度拓展态势,低轨卫星的应用潜力正逐步释放。下游需求侧应用场景的规模化落地,将从根本上驱动卫星需求的高速增长。

3.下游整星制造

当前整星制造主要由中国商星、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和中科院微小、格斯航天等主导,银河航天、微纳星空、工大卫星等民营企业为辅。

随着商业航天的持续推进,我国以科研院所及军工集团为核心主导的卫星产业模式正呈现显著演进态势。一方面,传统体制内主体加速市场化转型,如航天科技集团通过组建独立运营的商业卫星公司、推动星箭研制流程重构等举措,打破原有院所体系的封闭性,引入市场化管理机制与激励模式。另一方面,产业生态逐步向多元协同拓展,民营商业航天企业在分系统配套、发射服务、应用开发等环节的参与度持续提升,与体制内主体形成互补。

航天科技成立商业卫星公司,作为卫星制造链主和集团商业化转型的核心执行主体。2024 年 9月航天科技集团成立商业卫星公司,由航天科技控股(51%),五院和八院以及两院所旗下公司共同持股。新成立的商业卫星公司将独立于各大传统航天院所,直接由集团统一管理,是集团公司在商业航天领域技术、管理和模式创新的重要主体,初步实现形式上从 0-1 的突破。同年 11 月 22 日,航 天科 技集团 宣布 推进系 统重 构和能 力重 塑, 之后 星/箭 全流 程研制 理念 和业务 模式 重塑将 助力其实质上摆脱传统航天产业的路径依赖,最终实现破而后立。中国商星总部位于雄安新区,在北京和上海布局了研发、设计与验证等核心板块,持有海南卫星超级工厂 51%股权。

⚫ 海南卫星超级工厂有望成长为国内商业卫星主机领域的龙头企业。据人民日报 25 年 12 月 7 日报道,在文昌国际航天城,年产 1000 颗卫星的超级工厂即将投产,可实现“卫星出厂即发射”的无缝衔接。这一产能规模在国内商业卫星制造领域处于领先水平,不仅能满足低轨卫星星座快速组网的密集发射需求,更将推动商业卫星标准化大规模生产,为行业降本增效提供核心支撑。此外,工厂投产后将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形成涵盖元器件供应、载荷集成、测试服务的产业集群,进一步强化供应链韧性,目前 20 余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已签约落户,火箭研发、卫星制造、发射测控的全链条生态日趋完善。基于此,我们认为海南卫星超级工厂有望成为国内商业卫星主机龙头,核心竞争力凸显。

当前,我国低轨卫星星座建设面临产能供给与规模化组网需求之间的突出矛盾,现有生产线及配套能力难以满足快速组网的迫切需求。在此背景下,低轨卫星布局大概率将遵循 “先特种后商用”的渐进式发展路径,优先保障国防、应急通信、海洋监测等特种领域的战略需求,在完成核心能力构建与技术验证后,再逐步向消费级通信、物联网等商用场景拓展。受此路径影响,产业发展前期或将呈现“重生产、轻应用”的阶段性特征。资源配置将向卫星研制与生产端倾斜,优先解决“有无”问题。

⚫ 上中游的 分系统(如相控阵天线、星载计算机、姿控系统等)及材料端(如碳纤维复合材料、耐高温合金等)因直接支撑卫星量产,需求将率先释放,相关企业有望受益;

⚫ 整星研制、制造:卫星研制具有典型的“重资产、长周期” 特征,前期需承担巨额研发投入,且发射成本与造星成本居高不下。在型号实现批量生产前,整星制造及总体集成环节因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固定成本分摊压力大,盈利能力相对受限。

⚫ 下游应用运营:应用场景的开发与落地将相对滞后,需待星座规模达到临界点、终端设备成本降至合理区间后,才逐步进入爆发期。

从盈利格局来看,卫星产业的特殊性将导致不同环节呈现分化态势。相较之下,分系统制造商和原材料生产商更易在早期阶段显现盈利优势:其一,分系统产品标准化程度较高,可通过模块化设计实现跨型号复用,降低单位研发成本;其二,分系统需求贯穿卫星研制全周期,且在特种领域先行建设阶段即可获得稳定订单,现金流更有保障;其三,部分核心分系统(如高分辨率成像载荷、星间链路设备)技术壁垒高,企业议价能力较强,利润空间相对可观。这种盈利分化态势将持续至整星批产阶段,待规模化效应推动造星及发射成本下降后,整星制造与总体集成环节的盈利潜力才会逐步释放。

(三)卫星制造价值链:价值高地在卫星平台电源系统和卫星载荷

1.到 2030 年,载荷与平台市场空间复合增速分别为 71%和 44%

卫星大体上由平台和载荷两部分构成。载荷作为卫星入轨后实现核心任务功能的关键部件,需依据具体任务需求开展定制化开发,在实现大规模量产前,平台与载荷的成本占比大致持平。鉴于卫星功能稳定性直接关联任务成败,在量产后整星的降本压力便全部集中于平台。商业化后,卫星平台成本占比可压缩至 20%-30%,为全星节省约四分之一的成本。

结合上文我们对 GW 与千帆星座的卫星制造规模测算,可估算卫星载荷和平台的年市场空间变化与增长节奏:我们估算 2026 年卫星制造整体市场规模预计为 138 亿元,假设载荷和平台成本仍大致相当,则两者各对应 79 亿元市场空间,同比增速约 49%。随着卫星量产进程推进,载荷的功能价值占比将持续提升:到 2030 年,载荷与平台的成本占比预计调整为 7:3,载荷市场空间达 569亿元,2025-2030 复合增速为 71.0%;平台市场空间 244 亿元,复合增速 44.4%。2026-2030 年载荷市场空间合计 1470 亿元,平台空间合计 846 亿元。

2.卫星平台价值链分拆

卫星平台是由支持和保障有效载荷正常工作的所有服务系统构成的组合体。按卫星系统物理组成和服务功能不同,卫星平台可分为结构、热控、控制、推进、供配电、测控、数据管理 (或综合电子)等分系统。

从平台的内部结构来看,其核心作用是为卫星提供机动控制能力与电力供应,因此姿控系统和电源系统的成本占比最高,根据艾瑞咨询《2021 年中国商业航天发展报告》,二者合计占平台总成本的 60%以上。

平台演进:SpaceX 正在加速推进星链 V3 的研发与部署,性能的爆发式增长倒逼能源系统迭代。Starlink V3.0 采用了新一代的高通量卫星(HTS)设计,每颗卫星的数据容量显著提升。V3.0支持单颗卫星 1 Tbit/s 的总吞吐量,每颗卫星的下行速度可达 1Tbit/s,上行速度高达 160 Gbit/s,分别是 V2 mini 的 10 倍和 24 倍。每次使用 Starship 发射的 V3.0 星座总容量高达 60 Tbit/s,是V2mini 使用 Falcon - 9 火箭发射能力的 20 倍。性能的爆发式增长使 V3.0 的功耗需求较前代呈数倍增长,倒逼能源系统迭代,为匹配这一需求,太阳翼阵面规模化扩张成为核心解决方案。

低轨卫星将朝着高通量和太阳翼阵面持续增加的方向演进,电源系统价值量占比将增至卫星平台平台的 50%,余下系统维持原比例,则姿态系统、结构系统价值量占比分别为 26%和8%。我们使用上文平台市场空间估算数据,得出 2026 年电源系统/姿态系统的市场空间分别为 34亿元/18 亿元;到 2030 年,两大核心子系统的规模将增至 112 亿元/63 亿元。

太阳电池阵是核心价值部件,占电源系统价值量的 60%-70%,是卫星平台的核心价值高地。电源系统主要由太阳电池阵、空间蓄电池、电源控制器构成。不同航天器电源分系统中各单机价值及占比存在差异,同类航天器因应用轨道、执行任务、性能要求等不同,其电源分系统中各单机价值及占比亦有所差异。其中太阳电池阵是核心价值部件,占电源系统价值量的 60%-70%,也是卫星平台的核心价值高地。

卫星平台制造行业壁垒显著,当前市场参与者主要为航空航天企业。当前,卫星制造领域的参与者主要为航空航天及军工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业较高的技术壁垒。若从产业链外部寻找潜在的切入机会,结构系统和热控系统可能是技术泛用性相对较强、较易突破的环节。其中,汽车产业因其高度成熟的工业制造体系,在精密加工、规模化生产方面具备显著优势 。然而,跨行业进入卫星制造领域面临两大核心挑战:

⚫ 经验缺失:宇航级产品必须经历的极端环境测试,如超大温差、高真空、强辐射。数据积累和工艺标准是汽车等行业普遍缺乏的。

⚫ 硬件门槛:满足航天特殊要求的专用生产设备、工装夹具和检测仪器需要大量初始投入,企业需从零开始构建这套硬件体系。

因此,外部企业进入卫星制造领域,虽存在可能,但严重依赖于大规模订单预期所带来的投资动力和供应链改造决心。

3.卫星载荷价值链分拆

卫星有效载荷是指直接承担并完成特定航天任务的专用仪器、设备或分系统,是卫星实现核心功能的核心功能单元。从载荷配置逻辑来看,单一功能卫星通常仅搭载 1~2 类有效载荷,以聚焦核心任务目标;多用途卫星则需集成多款不同功能的有效载荷,从而实现多任务的协同执行与效能叠加。伴随航天技术的持续迭代升级,叠加商业航天对平台集成效率、发射成本及在轨适配性的严苛要求,卫星有效载荷正逐步呈现出低功耗、轻量化、小型化的技术演进趋势。

从研制难度看,有效载荷为航天器研制核心瓶颈。有效载荷因品类多元、仪器系统架构复杂,已成为当前航天器研制中的瓶颈所在。我国航天技术历经多年积淀,航天平台技术已步入成熟应用阶段,但有效载荷受航天任务场景多元化的驱动,需持续研发新型仪器设备以匹配不同应用需求。一款新型遥感、观测或科学类航天仪器,从用户需求拆解、初步方案论证、可行性研判,到总体方案敲定、关键技术攻关,再到模样、初样、正样的分阶段研制,最终完成发射入轨,其全流程技术迭代周期通常长达十年乃至数十年,技术攻关与工程验证的难度高于卫星平台。

从研制经费看,有效载荷主导整星成本结构。在研制经费投入层面,根据科普中国词条介绍,有效载荷与卫星平台的研制经费占比约为 3:1,前者在成本结构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无论是遥感卫星还是通信卫星,其平台与有效载荷的质量配比、研制经费配比均呈现相似的比例关系,有效载荷研制经费约占整星总经费的 75%。

从成本结构看,通信卫星载荷中天线分系统占据主要地位。有效载荷品类体系较为多元,且即便为同类型有效载荷,也会因技术路线、研发工艺及应用场景的不同,呈现出显著的性能差异。我们以通信卫星为例,其有效载荷主要包括通信转发器及通信天线。根据智研咨询数据,在卫星载荷的总价值构成中,天线系统通常占据约 75%的比重。

⚫ 进一步分析天线系统,其价值的关键在于有源相控阵技术,这项技术的核心和主要载体是T/R 组件(收发组件)。T/R 组件负责信号的放大、移相和衰减等关键处理,其价值约占整个天线系统的 50%。因此,T/R 组件在整个卫星产业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

⚫ 相比之下,其他系统的价值占比相对较低,约占有效载荷总价值的 25%。包括在轨处理所需要的基带、路由等等。

载荷演进:低轨卫星未来星间通信将以激光链路为主。低轨巨星座的快速扩张与任务需求的增长,正在推动星间通信向更高带宽演进。传统微波链路因频谱紧缺、速率天花板明显和地面依赖性强已难以支撑。星间激光链路能够突破传统微波系统的带宽瓶颈,实现更高容量、更低时延和更强安全性的传输,并逐渐成为低轨巨星座的关键技术。

根据《低轨巨星座高速激光通信关键技术探讨》(谢腾等),Starlink 星座最早于 2020 年部署了激光通信终端,至 2024 年 2 月,有 5400 颗卫星部署了超过 9000个激光通信终端,其激光通信系统每天均可传输超过 42 PB 的数据,峰值吞吐量达 5.6 Tb/s、速率达 100~200 Gb/s。另外,SpaceX 公司通过对第四代型号激光通信终端进行升级,可实现每周 200个相关组件的生产,高速激光链路将是实现星间互联的重要手段。

我国规划建设的大型宽带卫星星座普遍引入星间激光通信链路。GW 星座对激光通信终端的关键技术要求聚焦高速率、高可靠、低成本,其在轨卫星的激光通信单链路速率为 5~100 Gb/s,通过激光链路直连,将通信延迟降低至 50 ms 以下。G60 星座面向低时延大带宽,采用多层轨道与平板化批产,在 Ku、Q、V 频段等微波通信承载基础上引入星间高速激光链路,其通信速率最高将支撑100 Gb/s,形成星-星高速骨干,显著提升容量、降低时延与提升网络韧性;随分阶段组网推进,星间高速激光链路与星上处理、自动化调度协同演进,支撑全球覆盖下的高通量回传,为手机直连、物联网等复合业务提供高效承载。

星载激光通信终端市场规模持续扩容,重塑卫星载荷价值量分配。根据中国政府采购网公示的中标数据,2025 年某星载激光通信端机采购项目中,单台星载激光通信端机采购价为 460 万元;另外 2023 年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采购的 60G 星地激光通信载荷一套中标价格 200 万元。我们参考两者数据,考虑到以上两份招标为小批量采购,以及低轨卫星星座的大规模、低成本要求,估计星网星载激光通信终端单价为 175 万元。

另外根据重庆两江新区数据,1 颗低轨通信卫星标配4 台激光通信终端,我们估算当前单颗卫星所需终端价值量达 700 万元。我们认为,增加了激光通信链路后,将带动卫星通信载荷各部位的价值量重塑。若按上文预测,星网单星采购价为 5000 万元,且当前平台和载荷占比 1:1,则激光通信终端占星网的载荷比例约为28%,占整星的成本比重约为 14%。剩下部分由天线与其他分系统按原比例分布,则增加激光通信链路后,新的通信载荷中,激光通信终端、天线、其他分系统价值量占比分别约为 28%、54%、18%,千帆星座也同样遵循类似比例。

分系统市场空间方面,根据我们上文预测,到 2030 年,载荷与平台的成本占比预计调整为 7:3,载荷市场空间达569 亿元/年,2025-2030 复合增速为 71.0%,平台市场空间 244 亿元/年,复合增速 44.4%。结合通信载荷大概价值量分拆,激光通信终2030 年市场空间可达159 亿元/年,天线系统 307 亿元/年,其中 T/R 组件占 102 亿元/年。

天线系统相关上市公司包括上海瀚讯、航天环宇、国博电子、臻镭科技、天箭科技、铖昌科技等。国内空间激光通信终端企业包括:体制内院所航天科技 504 所、上海光机所、长春光机所、航天科工 25 所、航天科技 704 所等。上市公司包括航天电子、烽火通信等。

(四)产业链演进:制造端向轻量化、低成本演进

1.上游:结构材料向复合材料演进小卫星结构材料的发展很大程度受到结构轻量化的需求牵引,结构材料经历了由金属材料到复合材料的发展历程。为了让小卫星以尽可能轻的平台去承载尽可能多的有效载荷,结构材料在满足强度刚度要求的前提下必须轻量化。“斯普特尼克-1”卫星和“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早期小卫星结构大多采用变形铝合金,以 2000 铝铜系列和 7000 铝锌系列为主。随着人们对卫星结构材料比刚度要求的提高以及防腐工艺的进步,镁合金逐渐开始应用在小卫星结构中。

21 世纪初,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的小卫星推进舱储箱安装板采用了变形镁合金材料,由机械加工成形。高温合金是一种特殊的金属材料,以铁、镍、钴为基,能在 600℃以上的高温及一定应力作用下长期工作。它具有优异的高温强度、抗氧化和抗热腐蚀性能,以及良好的疲劳性能和断裂韧性。因此,高温合金在卫星的发动机、热控系统等需要承受高温和高压的部分有着广泛的应用。

材料比刚度和尺寸稳定性要求的进一步提高促进了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在小卫星结构中的大量应用。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优点是比金属材料更轻、刚度更高、线膨胀系数更小,力学性能可设计性强。因而,现在绝大多数小卫星结构上都采用了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金属基复合材料具有较高的热导率和较低的热膨胀系数,可以更好地满足小卫星结构的空间环境适应性要求和尺寸稳定性要求。随着小卫星平台结构与载荷结构一体化设计的发展,预计铝基碳化硅复合材料未来将在小卫星结构上会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

随着高性能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的工程化应用,卫星结构质量与总质量之比降到 5%以下,有效降低了航天器结构重量,为满足航天器结构高刚度需求,提升航结构载重比做出重要贡献。相关上市公司建议关注光威复材、中复神鹰。

同时,小卫星结构材料受到成形工艺的创新驱动,也经历了由适用常规加工工艺到适用 3D 打印加工工艺的发展历程。小卫星结构材料对应的加工工艺为传统的车、铣、刨、磨工艺及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固化成形工艺。近年来,随着 3D 打印技术的不断成熟及 3D 打印工艺的日益稳定,基于3D 打印工艺的金属粉末材料也逐步应用到卫星结构上来。3D 打印工艺可以实现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复杂结构的成形。为适应 3D 打印工艺,结构材料通常为金属粉末(如铝合金粉末与钛合金粉末)。

这类基于 3D 打印工艺的小卫星结构材料为微米级的金属粉末。通过 3D 打印方式直接形成整星结构,可以得到复杂且更加优化的主传力结构。相比常规卫星结构,这种结构能大幅减少结构连接环节,既减少了应力集中,又减轻了结构重量。建议关注材料成型工艺演进,相关上市公司建议关注铂力特、华曙高科。

2.卫星元器件降本是关键

商业卫星研制以企业为主体,以满足用户需求和实现市场价值为基本目标,在保证产品可靠性的前提下,最大化控制成本,获得市场竞争力。规模化研制的商业卫星除了具有一般通信卫星的长寿命、高可靠、高质量的特点,还具有其特有的大批量、低成本、短周期等研制特点,需要满足用户在快响应、个性化等方面不断增长的需求,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投入市场。

因此,近年随着商用卫星的日益发展,在低成本、低轨道、快速响应、小型化、批量化等星载设备上已大量使用到一些非宇航级电子元器件,包括国产的符合企军标、七专、普军级等标准要求的一般军品元器件以及进口的工业级、商业级商用现货产品(COTS)。而通常航天型号元器件的选用均以宇航级元器件为主,如导航卫星采用的国产元器件均为满足型号院标、国军标、七专加严和协议要求的高等级产品,采用的进口元器件中军品元器件占进口总数量的 97.9%,工业级元器件仅占进口总数量的 2.1%,且工业级元器件需通过严格的升级保证方案进行筛选、考核后方能装机使用。

以低成本全链路通信核心芯片为例:低成本全链路通信核心芯片,助力卫星载荷和终端实现低成本化。相控阵成本占通信卫星载荷成本 60%-70%,其中相控阵芯片成本占相控阵的 50%-70%。终端侧为捕捉高速运动的 LEO 信号,也需要相控阵芯片。参考 Starlink 终端采用的 DBF(数字波束形成)+前端 FEM(前端模块)芯片的 HBF(混合波束形成)赋形方案,通过内置数字 DBF、多路 ADDA(模数转换器)和模拟中频电路能力的 DBF 芯片,以及内置 2 通道收发能力(包括移相、功放、低噪放和开关)的 FEM 芯片,有效降低了成本。

这种方案通过减少芯片数量,优化套片应用成本,如 2 代终端使用 16颗DBF 芯片+500颗FEM 芯片,而 4 代终端和 Mini 终端则进一步减少芯片数量,实现了成本的降低。此外,通过技术创新,如 CMOS 毫米波芯片与超大规模集成相控阵,可以提供兼具性能和成本优势的解决方案,进一步降低卫星载荷和终端的成本。

在当前商业航天以国家队为主导的背景下,其供应体系与军品供应体系高度重合,且对供应商资质审查严格,准入门槛较高。另外,航天产业作为国家重点战略方向之一,供应链安全极为重要,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元器件需要能够自主可控,确保可获得和持续供应。

因此,我们认为,未来商业航天的元器件供应商竞争格局可能并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但对当前供应商产品研发设计会提出更高要求,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兼顾通用性、成熟性和质量要求。我们建议关注具备技术实力的航天元器件供应商,如臻镭科技、复旦微电、国博电子等。另外,元器件成本快速降低,元器件可靠性和一致性问题或逐步凸显,元器件检测筛选必要性增加,同时也对卫星系统设计提出更高要求,我们建议关注西测测试、坤恒顺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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