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研究应更重视价,量的参考意义可能有限。量更多是产生边际影响,就好比我们去买东西,差 100 块和差 1 块钱结果都是买不到,这 1 块钱的“缺口”也决定了我们的流动性偏紧;反之,一旦补上这 1 块钱缺口,哪怕再多出1000、1 万块对于买到东西这件事本身也没什么影响了。所以,总量多少并不能作为流动性充裕与否的评估依据。但是,要想前瞻性判断“价”,除非我们是央行否则很难把握。
为什么我们经常说,研究资金面最根本就是研究央行态度,因为在结构性流动性短缺的框架下,法定准备金率的设置相当于央行人为规定了银行流动性的水位,当不够时必须想办法补足,而银行都有扩表的诉求,一旦扩表所需的法定准备金就会增加,必然就会形成一个流动性缺口。这样一来,央行盯住市场利率开展操作,无论影响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各种因素如何变化,都会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及时熨平缺口,保持流动性合理水平。所以很明显,银行体系永远有求于央行,只有央行能决定超储是供过于求还是供不应求。
那么,为了研究清楚银行资金行为进而分析资金定价,还需要先从“量”入手,目前市场对资金面的判断,短期还是以超储率为基础的。如何匡算超储率呢? 传统的五因素模型是:外汇占款(+)、央行投放(+)、政府存款(-)、流通中的现金(-)、法定准备金(-)。
资金行为可以理解为银行交易超储的行为,那么资金定价首先要看超储的供需。对于银行体系而言,超储供给来自于央行投放、降准、国库定存支出等方式;超储需求用于满足贷款派生存款带来的消耗、政府债发行缴款、银行间支付结算、企业上缴税款、现金漏损等。
其中,贷款对超储消耗的影响最大,存贷匹配压力将对资金面产生重要影响。存款最主要来源于信贷派生,当贷款不断派生存款时,所需要的缴准基数越来越大,超储很快就被消耗完了。所以当信贷节奏显著加快时,资金面容易出现大幅波动,一般来讲增量存贷比和资金价格有明显负相关关系。为剔除时点性波动,我们将“当月存贷缺口比例”按 3M 做移动平均,同时做归一化评分,分数越低代表存贷匹配压力越小,反之越高。由于近年来的贷款节奏放缓,存贷匹配压力更多反映在存款端的扰动上,如 2024Q2 手工补息整改、2025Q1 同业存款自律等。
当然,有的银行超储获取渠道,并不完全来自于央行。一旦产生流动性缺口,只要靠价格战把其他银行的超储“抢”过来就行了,或者付一定成本借钱补上(资金融入)。对于单个银行来讲,资金交易的本质就是,超储在银行竞争行为下的转移。当我们把银行体系分解到银行个体来观察的时候,资金行为的影响因素会更多,首先要研究超储的分布状态和银行补充超储(吸收负债)的策略问题。
1、竞争存款就是竞争超储,超储的总量是一定的,分布状态能极大的影响资金松紧。如果分布在大行,而大行因为一些原因不能融出,或只能高价融出,必然影响到下游银行资金偏紧;如果分布在小行,导致大行备付不够,资金面也会偏紧;如果挤出银行体系到非银,因为非银的负债端很不稳定,资金面波动可能会放大。
影响超储分布状态的主要原因是银行揽储能力的分化,我们曾在报告《存款口径及差异化功能梳理》中介绍过各种类型银行的揽储特征:
① 零售存款沉淀型--国有行:具有网点广度优势,储蓄存款占比高且成本低。
② 对公资源禀赋型—部分城商行:对公活期存款占比高,政府资源禀赋好,多为社保、医保、公积金等领域重点合作银行,如杭州银行、成都银行等。
③ 零售高息揽储型—农商行和少数城商行:个人定期存款占比高,存款平均久期长,存款付息较大行有溢价。
④ 对公存款主动策略型—股份行和部分城商行:该类型银行主要为股份行,贷款的存款派生能力弱,但存款端对公存款占比高,主要依赖产品策略获取对公存款,其中又分为两种策略:一是综合化服务,对公存款定价低,如招商银行、宁波银行、北京银行等;二是高息揽储,对公存款定价高,如光大银行、民生银行等。
除了客观的资源禀赋之外,因为扩表需要、业绩考核等诉求不同,也会导致银行的负债策略和工具的差异:①存款利率调整的不同步。EPA 在全国自律和各省级自律的要求不同,包括各省之间,利率调整的节奏也不同。有时看到的跨省存款现象,还有非自律组织的中小行,存款报价可能比自律成员行高一些。
2025 年 9 月 15 日利率自律机制发布《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工作指引(2025年修订版)》,将利率自律机制成员分为核心成员、基础成员、观察成员和参与成员(新增)。最新的利率自律机制工作指引明确,参与成员包括但不限于未通过或未参加合格审慎评估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这也意味着基本上所有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都要受到自律约束,小银行在存款报价上的竞争力将进一步削弱。
近年来大行的存款竞争力是不如小行的,比如从春节后的存款回流速度来看,除 2024 年外(手工补息因素),过去 5 年中小行在 3 月的企业活期存款增量均高于大行;从年初开门红储蓄存款的竞争上来看,1-2 月大小行的个人定存增长差距也在拉大。 主要是在存款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小行通常拥有更灵活的定价权。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它们往往通过执行利率上浮到顶、推出高息特色存款产品等变现提高收益,从而对利率敏感性高的企业和储户产生更大吸引力,大行受限于更严格的自律考核(EPA)上限要求和更低的净息差容忍度,在价格战上相对被动。
但是 2026 年开年以来,大行的存款竞争优势显著增强,也在一定程度支撑其对外融出稳定。2026 年以来大型银行存款增长呈现“居民定期化+非银资金聚集”特征。反映其网点广布和综合牌照齐全背景下,广义存款的竞争优势凸显,而中小银行的存款竞争能力在下降。
2、超储的结构影响:超储的供需可能还有期限错配的问题。 贷款快速增长会派生出大量存款,进而推高银行的缴准需求。虽然央行可以通过加量续作 OMO/MLF等操作来缓解这部分资金压力,但这类短/中长期资金的供给往往难以完全覆盖缴准带来的“长钱”缺口。这里的关键在于期限错配:准备金是银行的长期可用资金,MLF 属于中长期资金,而逆回购(包括买断式)、国债买卖工具对应的则是短期资金。当长期资金需求无法有效满足,基础货币大量以 7d OMO 的形式体现时,银行不仅难以对外融出长钱,即使是短钱融出也会因为央行态度的不确定而被动增加备付(银行不确定 7 天后央行是否续作,相应要增加结算资金储备),显得相对保守,所以我们观察一般在 OMO 余额比较大的阶段,资金利率会加大波动且有上行趋势。
3、银行的预期影响:在季节性行为上,银行也会提前备付留有余量。比如在月末、季末时,基金、理财对未来超储增长的预期,超储的供给环境若对应的是央行紧货币的时段,那么不确定投放工具到期后央行是否续作,不敢融出。但若预期宽松比如降准即将到来时,可能会提前融出。另外等非银资金回表,会导致时点超额准备金率虚高,但一到月初、季初,这些资金又会流出银行体系,为应对这种大幅波动,银行需留有充足的备付,实际可动用的资金不多。当然在季末时点因为存款增长具有一定不可预测性,有时可能出现银行备付“备多了”,冗余的资金还是要排布出去,这种反映为有的银行临近季末一边发存单一边做融出的特殊现象。
4、特殊时点性摩擦影响:(1)支付机构备付金集中存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全部集中交存有关事宜的通知》,自 2019 年 1 月 14 日起,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实现 100%集中交存至人民银行,这意味着备付金资金沉淀彻底脱离商业银行表内。在双十一等电商大促期间,消费者在“确认收货”前,预付资金滞留于支付机构体系,形成在途资金。由于支付机构需每日清算并全额上缴备付金至人行,部分银行在为商户和客户提供 T+0 垫款服务时,将面临日间流动性缺口扩大的压力。
(2)缴准规则的时点性摩擦,每月 5 号、15 号、25 号是银行上缴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时点,分别对应上月末、当月 10 号和 20 号的存款基数,实行“多退少补”,由于银行月末冲存款,导致下个月 5 号缴准时(核算上月 20 号至月底的存款增量)需要补缴大量法定准备金,资金面也容易在这一天出现紧张。超储供给和需求,超储的分布状态,吸收负债或揽存的竞争行为(包含存款定价策略、负债结构、负债到期与续发、表外理财回表安排、FTP 成本),超储结构,银行预期,时点性摩擦……这么多因素过于纷繁复杂, 而且有些因素是互相影响。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些主要变量,简化成分析一个问题——哪些因素影响大行的资金融出?
2、 框架简化:基于大行净融出的资金行为解析
2.1 大行资金融出行为的影响因素
银行对外资金融出中,大行占绝对主导。截至 2026.05.14,银行体系质押式逆回购余额为 11.59 万亿元,大行融出资金占比银行体系的 74%,大行资金融出中隔夜期限为主占比 90%。
大行融出有时候波动很大,是主导资金面的重要因素,与资金价格呈现明显负相关关系。
一、 融出能力:就银行体系而言,超储总量从根本上决定了银行的融出能力
其主要受货币政策(广义货币 M2 供给)、信贷投放和政府债发行影响。央行的广义货币投放总量减少,银行体系内可动用的资金量大幅下降,在满足银行自身超储需求后,可融出的资金量明显收紧;信贷强度是对融出能力的最大“挤出效应”;政府债发行和财政收支也直接影响超储规模:银行是政府债的主要持有者和发行承接方,用超储认购直接导致可融出资金减少。对于单个银行来讲,可融出资金上限是(可用资金来源+预期可获得资金)-(当前资产配置+预期所需资金),银行最主要资金来源于存款,最重要资金去向是放贷,所以大多时间银行的存贷增速差与资金融出规模相关。
另外,由于添加了预期因素的影响,资金来源的再分布(主要是存款)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大行相较于小行揽储优势扩大的阶段,可预见的会有更多存款(超储)被竞争回大行体系,有理由认为此时大行的融出能力有显著提升。选择三个指标用于下文的模型构建与分析:①银行体系超储率,②大行存贷增速差,③大行相对小行存款优势。
二、 融出意愿:大行重视监管指标、央行态度与信用风险,不太逐利
监管指标对大行融出意愿构成核心制约,主要包括 MPA 考核中的流动性指标、资本指标和同业负债占比、资金融出余额上限要求等。
1、MPA 按季度考核商业银行七大项 16 个指标,根据得分情况将商业银行划分为 A 档机构、B 档机构和 C 档机构,对各档机构实施差异化法定准备金利率。其中资本指标、流动性风险指标、同业负债占比的达标会影响季末商业银行资金融出行为。(我们在后文第五章资金分层具体展开分析。)
(1)参评机构:全国性系统重要性机构(N-SIFIs),主要为大型银行;区域性系统重要性银行(R-SIFIs),一般是资产规模较大的头部城商行、少数农商行;普通机构(CIFIs)。对于全国性系统重要性机构,由全国性自律机制秘书处初步核算,全国性宏观审慎评估委员会进复核,结果报备人民银行总行;对于区域性系统重要性机构和普通机构由各省级自律机制初步测算,各省级宏观审慎评估委员会(由人民银行分支行、省级自律机制、银行等相关人员组成)进行复核,结果报备人民银行总行和各分支行。
(2)评估方式:七大项 16 个指标,包括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跨境融资、信贷政策执行情况。七大项指标均为优秀(90 分以上)可评为 A 档,资本和杠杆情况、定价行为、资产质量和经营情况实行一票否决,任意一项不达标即评为 C 档;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跨境融资风险、信贷政策执行情况实行两票否决,任意两项及以上不达标及评为 C 档。
(3)激励约束机制:差异化法定准备金利率。正常情况下,对 A 档机构实施奖励性利率(法定准备金利率×1.1),对 B 档机构继续保持法定准备金利率;对 C 档机构实施约束性利率(法定准备金利率×0.9)。
其他监管要求:
(1)资金融出规模上限约束:《关于规范债券市场参与者债券交易业务的通知》要求存款类金融机构(不含开发性银行与政策性银行)自营债券正回购资金余额或逆回购资金余额不能超过其上季度末净资产 80%。现阶段国股行距离该上限均有较大空间,刚性约束较小。
(2)《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商业银行对同业单一客户或集团客户的风险暴露不得超过一级资本净额的 15%,约束了商业银行对同业单一客户的资金融出规模上限。
2、信用风险:押品质量决定了大行更倾向于融出资金给中小行而不是非银机构。从国债、政金债等优质抵质押品的持仓机构来看,商业银行占大头,2026 年 3 月商业银行持有 66%的国债、69%的地方债和 57%的政金债,非银机构利率债持仓占比低,实践中融入资金用信用债抵押多。
3、负债稳定性:非银存款在负债中占比较高时,因其稳定性较弱,通常会有资金面波动。
2.2 非银资金融出行为近来同样值得关注
非银对资金面影响越来越大。银行表内流动性因存款脱媒、手工补息整改挤出后,理财规模快速增长。 银行因为负债缺口,开始收缩融出、发存单,非银增加融出、买存单。“存款搬家”逻辑下,非银负债端整体增长较快,资金供给逐渐从大行占主导转向大行+货基的双头模式。货基融出规模大,理财融出波动大。
逆回购金额来看,货基>理财>其他基金公司及产品,货基的融出行为对资金市场有重要影响。这三类非银融出规模与 R007呈现一定正向变动关系,通常在资金利率高、非银钱多的时候倾向于做融出,比如2024 年 Q2 手工补息叫停后、2025Q1 资金紧等时间段。理财的融出金额波动远大于货基,主要由于理财的负债端稳定性较差(零售客户为主、风偏较低且直接受到银行存款冲量的挤出),通常在季末等时间点理财为应对回表倾向于减少融出。
理财融出增加通常在存款加速流入理财的时候。2024 年 4 月“手工补息”叫停后不少对公存款加速流入理财,理财负债端增长较快,但资产端受到银行存款降价的影响可选范围缩窄,融出有所增加。2025 年下半年同业存单净融资额转负,同业存单供给减少,理财阶段性增加融出规模。2026 年 2 月上旬及3 月整月,由于理财负债端增长较快(存款搬家催化),理财融出余额也有所上升。
反之,理财赎回也将使得融出急剧下降。理财回表一般是季末最后一周,回表规模通常 Q1>Q2>Q3>Q4,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理财融出规模也通常在季末最后一周明显下降。但回表规模通常在下季度第一周回到理财,融出也将逐步恢复。
随着存款、NCD 降价,理财杠杆套息空间变小,融出或仓位上升。目前国股行受到贷款需求未明显回暖、存款沉淀较多的影响,NCD 发行意愿不强,NCD 利率下行贴近 1.5%,而非银融入利率为 1.4%-1.5%,杠杆套息空间不足 10BP。相比之下融出的性价比变高,Q2 当理财规模逐步上升时,理财或加大融出的仓位,将其作为流动性管理的一大工具,非银流动性有望变得更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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